繼上周宣布懲罰中興之后，美國再次三司會審華為。華為是否會遭遇中興那樣的滅頂之災？這要看美國能否找到華為的“罪證”，但這一調查更可能是中美下周貿易談判之前的施壓手段。

據美國《華爾街日報》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消息報道，美國三大政府機構司法部、財政部和商務部正對華為展開調查，調查后者是否違反了美國的制裁令，向伊朗出口含有美國技術的產品；華為已經收到來自美國商務部和司法部的行政傳票。如果找到華為違法出口的不利證據，美國政府可能會對華為進行行政處罰和商業制裁。不過，目前媒體還不清楚調查的具體范圍和推進情況。華為目前拒絕對此發表評論。

中興被罰證據確鑿

這是繼上周懲罰中興之后，美國對中國科技行業巨頭策劃的又一次重擊。美國商務部上周宣布，由于中興沒有遵守此前達成的和解協議以及虛假陳述誤導調查人員，將對中興實施為期七年的禁售令；中興將無法購買來自美國的軟件、硬件、技術和服務。鑒于中興大量核心部件來自美國合作伙伴，暫時無法找到替代方案，這意味著中興供應鏈將全面陷入癱瘓。用中興自己的話說，公司將陷入休克狀態。

不到一年之前，中興剛剛與美國商務部達成和解協議；承認此前違反美國制裁令，私下向伊朗與朝鮮出口通信設備，并且多次拒絕配合調查和誤導聯邦調查人員，同意向美國政府繳納高達12億美元的罰金（先繳納8.9億美元），從而換取美國政府解除禁售令。此次美國政府再次處罰中興的直接理由是，中興只解雇了五名相關的高層人士，沒有按照承諾處罰35名相關員工。

雖然中興在美國政府二度懲罰之后，依然表示絕不能接受，但在超級大國政府面前，任何一家企業都顯得脆弱無助，何況美國政府在2016年3月拿到了一份中興高層簽字的、涉及向伊朗出口的內部機密文件，抓了個證據確鑿。關于那份關鍵證據的泄露過程，故事有兩個版本：一個是中興高層在美國被查獲電腦，一個是中興美國的律師舉報。但過程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這份證據讓中興被抓了個“人贓俱獲”，只能低頭認罪受罰。

美國政府調查華為對伊朗出口同樣源于中興那份機密文件。中興在文件中提到的友商“F7”（普遍認為是華為代稱），把華為推到了風口浪尖。在2016年正式調查中興之后，美國商務部和財政部同樣向華為發出行政傳票，要求華為提供過去五年向朝鮮、伊朗、敘利亞、古巴和蘇丹的通訊技術出口所有信息，調查華為是否違反美國禁運令，把含有美國技術的產品賣給這些國家。

此后，美國政府一直沒有放松對華為的違規調查。2017年初，美國司法部旗下的聯邦調查局（FBI）和財政部旗下的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（OFAC）再次對華為進行相關調查。

不過，上訴調查迄今似乎還沒有找到不利于華為的致命證據，否則三大部委也不會在本周再次啟動調查。因為但凡抓到有力的證據，美國政府必然會抓住這大好良機公開整治華為，而不會像過去一年那樣，只能施壓國內公司拒絕與華為合作，逼迫華為退出美國市場。

華為是國家戰略威脅

相對于原本就在美國運營多年、手機業務蓬勃增長的中興而言，華為才是美國政府最為忌諱的中國通信巨頭。華為是全球最大的網絡設備提供商和第三大手機廠商，更是最有可能挑戰美國在5G通信時代技術話語權的中國通信巨頭。

這也是為什么美國正在聯合澳大利亞、英國、加拿大等盟友，以“國家安全”為由，限制華為在這些國家的業務擴張。今年早些時候，美國政府直接否決了博通斥資1200億美元收購美國通訊與芯片巨頭高通的交易，同樣是擔心交易可能影響高通未來的研發投入，給華為帶來在5G通信時代的技術趕超契機。

長期以來，美國官方都給華為公開掛上“與中國政府存在關系，可能替中國政府竊取信息”的標簽。雖然華為多次公開表示，自己是一家員工持股的私人公司，與中國政府并沒有隸屬關系，也不可能替政府監控竊取信息，更在2012年主動邀請美國國會來深圳進行實地考察。但對美國政府而言，華為的這種努力顯然是徒勞的。

從2008年華為正式拓展美國市場迄今，美國政府叫停了華為的四次重大收購交易，否決了第三大運營商Sprint給華為的60億美元網絡設備訂單，阻止了美國主要運營商與華為之間的業務合作。今年以來，美國六大情報機構和國會調查報告連續數次提到，華為與中興可能替中國政府竊密，建議美國運營商和消費者遠離這兩家中國廠商。在這種政策壓力下，美國第二大運營商AT&T和電子產品零售商百思買先后放棄了銷售華為手機的合作。

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（FCC）上周也通過決議，禁止美國小運營商采購華為設備。美國電信設備市場每年規模高達300億美元，愛立信和諾基亞這兩大北歐通訊巨頭各自占據48%的股份，而華為的市場份額不到1%，只能接到一些偏遠山區地區運營商的采購單，現在這個市場也要全部丟失。

據咨詢公司埃森哲統計，美國各大運營商將在未來七年投入2750億美元鋪設5G通信網絡；而這個巨大的市場當然與華為再次絕緣。華為目前在全球通訊設備市場的份額為27%，高于愛立信與諾基亞。

在美國市場連續受挫之后，華為輪值CEO徐直軍上周公開表示：“有些事情放下了反而輕松……中美之間的問題不是我能說清楚，可以解決的。”與此同時，華為駐美國首都華盛頓辦公室負責人、負責政府關系的副總裁威廉·普拉默（William Plummer）也在效力華為近八年之后黯然離職。這或許說明華為已經暫時放棄了美國市場的拓展計劃。

貿易大戰一觸即發

無論是中外主流媒體，還是行業分析機構，在剖析美國政府第二次處罰中興時，都會提到目前中美緊張的經貿關系和一觸即發的貿易大戰。在這個敏感的時間點，再次懲罰中興和三司會審華為，對中國科技行業的兩大戰略支柱企業下手，很難不讓人聯想到，這是美國在雙方貿易談判之前的下馬威和攻心戰。

中美經貿關系目前正處于一個極度敏感的時期。崇尚里根總統單邊遏制主義的美國總統特朗普，在大選期間就多次宣稱要大幅提高關稅，來解決中美巨額貿易逆差問題。今年3月初，他正式提出要對中國進口商品征收500億美元的懲罰性關稅，并禁止中國企業在美國并購投資，希望將美中貿易逆差縮小1000億美元。但特朗普一邊宣布要大打貿易戰，一邊又多次主動暗示要和中國進行貿易談判。

去年美國官方統計的貿易逆差高達5660億美元，其中有三分之二來自中美貿易（3752億美元）。但中國海關的數據統計，這一貿易順差僅為2758億美元，比美國數據少了近1000億美元。雙方的統計分析就在于出口的定義標準；按照美國的統計方法，只要在中國組裝的商品，都屬于中國對美出口。這顯然夸大了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程度。

舉例來說，美國把中國組裝的蘋果iPhone手機都定義為中國出口產品，但實際上iPhone絕大多數的價值都屬于蘋果和供應鏈企業，而中國組裝廠商只能拿到不到4個百分點。

在中國4月初回以500億美元的報復性關稅之后，特朗普又通過媒體放風，宣稱考慮再對中國商品征收價值1000億美元的進口關稅。這顯然是在直接試探中國政府的心理底線。因為如果特朗普加大貿易戰施壓籌碼的話，中國已經無法給予同樣規模的貿易回擊。

中美貿易談判，各自有著不同的籌碼。去年美國對中國出口總額為1304億美元，僅占美國出口總額的9%；而同年中國對美出口總額為5056億美元，卻占美國進口總額的21%。而且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第二大和第三大商品——家具玩具和紡織品，都有著來自墨西哥和越南等勞動力成本低廉國家的替代產品。

談判之前威嚇施壓

一連串看似暴風驟雨的組合拳之下，特朗普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是和中國打一場“殺敵一千，自損五百”的兩敗俱傷大戰嗎？顯然不是，這會直接威脅他尋求連任的選民基礎，重創共和黨的中期選舉形勢。特朗普對中國施壓的具體步驟，顯然都打過精明的算盤。例如，在他提出的首批500億美元中國商品關稅名單中，并沒有涉及到美國民眾日常生活購買的廉價中國商品。

這個看似言行舉止瘋狂的地產商總統，實際上是一個談判桌上的冒險家。他不惜拿美國企業的出口利益和民眾的生活成本來冒險，押注出口導向的中國經濟無法承受全面貿易戰的慘烈結果，最終會被迫屈服接受美國的條件，向美國商品和公司全面開放中國市場。這才是特朗普的真正目的。中國官方數據統計，去年對美國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額的比重是19%。

而為了施壓達到這一目的，他會和當年的里根政府一樣，通過系列看似瘋狂的“暴力重手”來影響談判桌上的心理平衡。中國近期承諾降低汽車進口關稅與合資企業限制，是向美國發出的一個談判示好信號，但這還遠遠不能滿足特朗普的要求。上周傳出美國政府準備遏制阿里云在美國擴展的消息，也是意在施壓中國政府對美國云計算巨頭進一步開放市場。

當然，特朗普也在承受著巨大的風險。為了施壓中國作出讓步，他會不可避免沖擊到美國企業的利益，遭致諸多跨國巨頭的反對。高通收購恩智浦半導體的交易，就卡在中國政府手中。中國對美國農業實施貿易報復，則可能會威脅到共和黨在這些傳統選區的支持度。這些都是他在與中國進行貿易談判之前需要仔細評估的風險。

就在不久前，特朗普在白宮私下會見了蘋果公司CEO庫克，這是在業務生態和市場營收方面，都極為重視中國的美國巨無霸企業。媒體猜測，特朗普可能會詢問和評估中美貿易戰對蘋果的損傷程度，以及蘋果轉移制造鏈甚至就業回流美國市場的可能性。

里根主義如出一轍

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貿易戰中的強硬態度，與當年里根政府的遏制立場如出一轍。1985年，為了解決美日巨額貿易逆差，提升美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，美國誘使當時的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簽下《廣場協議》，同意日元大幅升值。現在特朗普政府的首席貿易代表羅伯特·萊特希澤（Robert Lighthizer），正是當年里根政府的副貿易代表，是美國與日本貿易談判的直接經手人。

在《廣場協議》簽訂之前，里根政府同樣是恩威并用，對日本政府大打心理戰。美國多次對日本進口產品啟動“超級301條款”的貿易制裁；美國國會擬定草案，準備對日本進口產品全面實施關稅制裁；美國貿易代表甚至以退出談判作為威脅。而當時日本出口導向的經濟嚴重依賴美國市場，對美國出口占據了日本總額的近30%。作出讓步保住美國市場，是日本政府自愿簽下《廣場協議》的主要原因。

特朗普是一名走過殘酷市場競爭，甚至受過破產打擊的成功地產商，他比誰都清楚商場上的談判技巧。在成為美國總統之后，他的治國風格既有此前電視娛樂明顯的浮夸囂張，更有骨子里的商人本性——注重實利、了解風險、兵不厭詐與虛張聲勢。

這種經商談判技巧在他1987年的暢銷書《交易的藝術》（The Art of Deal）有過詳細闡述。這本書是當年最暢銷商業書籍之一（當然他只需要口述，有專業寫手組織成文）。

這場看似一觸即發、兩敗俱傷的中美貿易戰，最終的解決方案或許還是在談判桌上。不戰而勝才是特朗普想要的結果。就在昨天，特朗普在會見法國總統馬克龍時再次公開放出信號：“我們有很好的機會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。但如果不能達成協議，那么美國會按照原計劃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（5月15日）。”美國財政部長努欽下周就將訪問中國，他的此行目的不言而喻。

會審華為意在震懾

與此同時，特朗普政府也希望遏制中國經濟和科技實力的迅猛崛起，避免威脅到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。遏制華為這樣中國科技巨頭的全球業務和技術儲備，就是這一戰略的直接體現。美國國會的美中經濟審查委員會上周發布報告，大肆渲染華為、中興與聯想幫助中國政府竊取秘密，更明確提到“中國不是美國的盟友，短期也不可能是”。

中興高層此前的一連串愚蠢錯誤和確鑿證據，讓自己成為了美國政府在貿易戰之前名正言順拿來震懾的最好祭品。作為中國的第二大通信巨頭，中興在美國的制裁令頓時陷入癱瘓。這不僅讓中國政府意識到了科技產業依然依賴美國的殘酷現實，也讓美國看到了可以進一步震懾和威脅中國的更多手段。

一方面擺出架勢要打一場千億美元的殘酷貿易戰，一方面又不斷暗示可以通過談判解決問題。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既有恐嚇威脅，但更注重實際利益。在中美進行實際貿易談判的敏感時間段，傳出美國“三司會審華為”的消息，顯然有著更多的心理戰涵義。

即便是實力更為強大的華為，在全球科技行業產業分工的當下，也無法徹底斷絕與美國合作伙伴的業務往來。但對中國的國家戰略而言，華為是一個無法取代的支柱型企業。美國對華為的任何懲罰，都可能會導致中國政府的堅決回擊，影響到中美貿易談判的最后結果。

因此，此次美國政府三司會審華為，能否找到華為的“罪證”，未來是否實施制裁，都是一個未知數。